九月中国，慈善为先。

９月１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正式实施；５日，“中华慈善日”宣告诞生。

《慈善法》与“慈善日”，奠定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法律基础及未来走向，对于弘扬中华慈善文化，规范社会慈善活动，保护慈善组织、慈善参与者与受益者的合法权益，引导并鼓励国民行义举善，消除积弊，形成淳厚的社会良俗与慈善氛围，具有现实与深远的意义。

为迎接这一盛事，全国慈善系统与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。中华慈善总会召开了“迎接首个‘中华慈善日’，联合开展‘慈善情暖万家’活动”新闻发布会，启动了以“慈善情暖万家”活动为依托的慈善会系统联合募捐，发布了《中华慈善日倡议书》，以期从制度、体系与措施上为创建“人人参与慈善、人人献出爱心”的良好格局提供平台与保障，亦为中国慈善事业的明天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中华民族从来便是一个乐善好施、崇德尚善的民族，以“仁爱”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，以“仁政”为指导的社会管理体系，无不在中华民族的生息演进中起着基础与支柱的作用。

“慈，爱也”，“善，吉也”。《左传》有云：“慈者爱，出于心，恩被于物也”；《管子》有云：“善气迎人，亲如弟兄；恶气迎人，害于戈兵”。当以“慈善”合用，则体现了更为广泛的仁慈、善良、恻隐、扶助等社会与人性意义。《礼记》曰：“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；《孟子》曰：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”。墨子更是明确提出“兼相爱、“交相利”，主张“强不执弱，众不劫寡，富不侮贫，贵不傲贱，诈不欺愚”，“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。若此，则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乱者得治”。如上先贤兼善天下、趋善践献、苦难力行的道义追求，恰是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晨光，在浩茫如海的中华文化中形成了独特而深刻的烙印。以此为道，敬老爱幼、济贫救困、扶弱助残的社会互助观，早已成为民众之间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。

人性本善而历史前行。《慈善法》的实施与“慈善日”的设立将是一个新的节点，预示着中国慈善事业将由此走向规范，走向透明，走向世界。

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，将毕生献给人类慈善事业，享有“全世界穷人之母”美誉的特蕾莎修女逝世，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９月５日定为“国际慈善日”。“中华慈善日”与“国际慈善日”的重合，便是中国融入世界，中国慈善事业与国际接轨的一个明证。

之前，我们有了３月５日富于中国特色的“学习雷锋日”，如今，我们再添更具国际意义的“中华慈善日”。两者相映成辉，相得益彰，既为各自时代的产物，又代表了不同时代的发展。慈善活动已不再仅仅具有体现政治观念、扶助贫弱疾困、平衡社会财富等等功用性价值，她更是社会文明与人性进步的一道标杆。一个慈善匮乏或晦暗无序的社会必定是冷酷与欺诈的丛林社会，与人类的现代相去甚远。

放眼世界，无论一个国家抑或一个民族的强盛与复兴，绝非仅由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硬件实力得以彰显，更要以其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成为世界楷模。道德慈善作为其中一核，其完善进步与否亦是世人评价一个国家及其社会的人文规尺。

恃强凌弱、以怨报德绝不会生成伟大与强盛，造就复兴与发达。中国既已融入世界，其复兴之路便注定不再是单向的走势：她的一面是向自身曾经的辉煌回归；而另一面，则是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前进，以实现对人类世界应有的贡献。

自然，一部《慈善法》只是诸多法典之一，一个“慈善日”也只是诸多岁月的一页。但她的意义确如金线，串联起全民慈善，如串联起无数珠玉，在岁月与人际间闪烁光芒，传递温暖。

上善若水，从善如流。其实真正的慈善并不奢侈，并非华贵。大慈大善固然令人景仰，而平易的慈善同样令人尊敬。为他人搭一下手，推一次车，遮一点雨，送一杯水……，也是慈善，就是慈善。

“慈善日”尽管温馨，却是由之前无数冷漠灰暗之日积淀而成。没有生来的慈善者，也没有前定的慈善日。正像一种良好人格、一个和谐社会是由一分分善意、一点点善举汇集而成一样，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盛也需要全社会的不断反思，不断进取，扬善抑恶，同心同德，共赴美好未来。

“慈善日”只是一个开始。